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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02中国制造》(三)春兰改制"见光死"

来源:西安网站制作   日期:2015-06-03 09:10:22   点击:1080

春兰改制“见光而夭”,陶建棋落盘碎

    这些产权丑闻在各地此起彼伏地引爆,在当时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一个值得记取的事实是,在大面积的产权改制过程中,出现了“小企业易改,大企业难改,无名企业易改,知名企业难改,亏损企业易改,盈利企业难改”的景象,于是,一些盈利能力强的知名大企业的产权变革便成了难中之难。年初,一度高调操作的“春兰改制”正式宣告搁浅。

    春兰改制有很强的标本意义。春兰的前身是江苏泰州一家濒临破产的县办集体企业——泰州冷气设备厂,1985年,其资产为280万元,负债550万元,净资产值为负。在陶建幸的经营下,春兰在空调市场上异军突起,到1994年,春兰成为中国最大空调生产基地、世界空调七强之一。2000年,春兰的资产规模达到120亿元,净资产80亿元,成为中国家电业的翘楚。陶建幸因此与 四川长虹(行情 股吧)的倪润峰一起当选中共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,他同时还入职党政机关,出任中共泰州市委常委。

    2000年10月,在产权改革声浪渐起、“苏南模式”开始大规模转型的背景下,春兰董事会发出公告,宣布在不涉及国有资产的前提下,春兰集团公司从近50亿元的集体资产中切割25%,用现金按1:1的比例向经营层和万余名员工进行量化配股。陶建幸认为,春兰改制符合中央政策,因此高调推行,引来舆论广泛而热烈的关注。他看上去已经考虑到了种种可能存在的隐患,比如,改制方案明确规定,公司不得以包括担保、资助、借款等在内的任何形式帮助任何人购买公司股份。为了解决技术性问题, 工商银行(行情 股吧)、 建设银行(行情 股吧)江苏省分行和春兰方面达成协议,两家银行以股票质押方式向春兰全体员工提供90%的贷款。为了“避嫌”,陶建幸还拒绝接受其他人提出的管理层控大股的建议,而是实行“普惠制”,这也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超过价值数亿元的股份。他对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记者说,“有关部门考虑过给我春兰集团的10%股份,但我拒绝了。在春兰拼死拼活干,真的不是为多赚钱。给我7个亿,我干什么花呀?在我心里,春兰似乎是自己的。金钱对我的驱动力为零。”

    陶建幸的自信和高调,意外地让自己成了舆论讨论的焦点。有人计算说,春兰改制将一夜之间造就上千个百万富翁、上百个千万富翁以及数个亿万富翁,陶建幸本人的财富自然成了最大的聚焦。改制前,他的月薪为3500元,而根据改制方案,合肥代开发票他估算可得5000万元(股)左右。于是,种种质疑追踪而来,第一个质疑是,“春兰到底姓啥?”有人设问道,“春兰的国有股份所占比重为75%,按照春兰的方案,在员工购买股份时还将以1:1的比例配给职工分红权(干股),那么这部分分红权从何而来?是否意味着国有股东放弃其分红权利而让出了一块?这是否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?”第二个质疑是,“陶建幸凭什么?”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、一个享受显赫政治地位的改革人物,一夜之间“摇身”变成亿万富翁,跟传统的价值判断实在存在很大的认知落差。最后一个更大的质疑是,“春兰效应将带来什么?”有人评论说,“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正在拉大,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之一,是一些经营者在国有企业的产权改制过程中,实现了财富的迅速膨胀。如果转制成功,陶建幸便可能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先锋和财富的标兵。春兰集团的举动向世人显示:干国有企业照样可以成为富翁。春兰改制完成之后,中国可能出现一波国有企业大规模的产权制度改革。像 青岛海尔(行情 股吧)的张瑞敏、青岛海信的周厚健、四川长虹的倪润锋都可能成为中国21世纪历史上的第一批资本家。”

    这都是一些很难正面回答的质疑,在某种意义上,它几乎触及了企业改革中一直被隐晦回避的制度和道德底线。陶建幸的高调让春兰改制意外地陷入了一场十分敏感的大争论中。有的人把春兰改制视为“国内大型国有企业中,数量级最高的一次突破性变革”,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的记者写道:“春兰改制,全中国都凝神屏气地关注着这件事。”而另外的意见则直指“陶建幸用几十天时间就把春兰给‘分’了”。 有媒体采访江苏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陈必亭,陈必亭很有技巧地回答称:“我个人对此表示支持。”而中央有关部门官员则称,国家并未制定可以这样做的相应政策。一个叫张涌的经济观察者评论说,“春兰改制尽管从经济理论上讲,似乎并无不妥之处,但所影响到的人数之多、钱数之多前所未见,这样的量化,实在吓人一跳。”

    “吓人一跳”的结果是,春兰改制“见光而夭”。 事实上,在春兰改制新闻公之于世的时候,其员工持股计划已基本完成。但是,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,改制嘎然而止,春兰方案被递交到中央政府讨论,要对其进行否决几乎不需要太多理由。2001年初,陶建幸被告知“这个方案还存在着法律上的障碍,需要进行更科学、更严密、更合理的论证和计算,需要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集体会诊”。到2002年,此方案无疾而终。自以为好局抵定的陶建幸用力过度,棋落盘碎,空余一地叹息。

    春兰改制的叫停,在产权清晰化运动中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。此后,那些与它情况非常类似的大型企业,如海尔、长虹及海信等的改制方案都被一一搁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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