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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荡三十年(连载)-《1992 春天的故事》(三)下海经商热

来源:西安网站制作   日期:2015-06-03 09:16:37   点击:1418

同样是受南巡讲话的影响,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,后来他们管自己叫“92派”。香港《亚洲周刊》引用辽宁省委组织部的数据说,该省在1992年前后有3.5万名官员辞职下海,另有700名官员“停薪留职”去创办企业。据《中华工商时报》的统计,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,其中最为知名者,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、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,他于7月辞职下海,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。

陈东升是“92派”这个名词的发明者。1992年,他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,同时还担任了一本管理类杂志《管理世界》的常务副总编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他一直在兴致勃勃地策划一个评价体系,想仿照美国《财富》杂志的模型,搞一个中国500家大企业的排行榜。就在这时,国家体改委出台了《股份公司暂行条例》、《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》,陈东升认为这两个条例“是中国企业发生真正变革的转折点”,他后来说,“当时想创立企业,可是不知道资本从哪儿来,有了这两个文件后,就可以去募集资金,可以去依据一种商业模式寻找投资人来投资”。5月,陈东升辞职下海了,选择当时在国内一片空白的拍卖业,成立了嘉德拍卖公司,“那个时候就是满腔热血,当时都没有拍卖的概念,除了在电视上看过,什么都不懂。今天请教这个,明天请教那个,还去香港把拍卖过程录下来,回来大家一起看”。很有学术素养的陈东升相信“创新就是率先模仿”,“要做拍卖,就得像索斯比(全球最大的拍卖公司),对一流企业就要跟踪它、学习它、追随它”,到了1996年,嘉德已经成长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型拍卖公司。就在这一年,陈东升又募资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。

毛振华是陈东升在武汉大学经济系读书时的同班同学,他在中南海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上班,到了周末经常晃晃悠悠地骑着自行车到崇文门陈东升的家瞎聊,夜深了便抵足而眠。就在陈东升办嘉德的半年后,他下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评估公司—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,他的目标是要做中国的标准普尔和穆迪。

在物资部对外合作司工作的田源是陈和毛高三届的校友,他在12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—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。此前,田源是政府系统中对期货最有研究的专家,他在两年前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选派,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进行访问研究,他还是中国期货市场工作小组组长,正是在他的主导下,设计出了第一套期货管理条例,而就在这个条例颁布之后,田源创办了自己的公司。期货是一个高风险行业,成败往往转瞬达成,为了提醒自己和员工们注意控制风险,田源在公司的门口设计了一块“风险台地”,由凹凸不平的石头铺成,每日进出都磕磕绊绊的。

跟上述三人相比,国家体改委干部郭凡生的下海经历则要曲折得多。极善言谈、近乎于“侃爷”水准的郭凡生少年得志,1982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毕业后,自愿回家乡内蒙古工作,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专门成立了一个战略组,由郭凡生等八个大学毕业生组成,他们对内蒙古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让人耳目一新的战略研究报告,发行量超过100万册的《中国青年》杂志专门发表了《20多岁的“战略家”们》,对他们褒赏不已。郭凡生后来调进国家体改委,1990年,对宦途升迁意兴阑珊的他已经身在曹营心在汉,去一家科技贸易公司当兼职副总经理。南巡讲话后,郭凡生决意脱下“官服”下海创业。在北京官场,他几无任何人脉和资源可以利用,于是只好白手起家。善于观察的他发现,在喧闹嘈杂的中关村,每天都在进行着各种电脑用品的交易,但却没有人对这些信息进行整理。于是,他办起了一家慧聪公关信息咨询公司,其主要业务就是每周油印一本《慧聪商情广告》的小册子,每天,郭凡生就带领20多人骑自行车穿梭在中关村的各家商户之间。慧聪的业务竟非常的好,几年后,他成为中关村最大的商情信息提供商。“战略家”出身的郭凡生在管理企业时,仍然不改制度创新的本色,他制定了一些很古怪的规定,比如新员工入职都要去爬十三陵水库的一座山,不能在规定时间爬上去就坚决辞退。他还设计出一套“全员劳动股份制”的制度,规定“任何人的分红不得超过总额的10%,股东分红不超过总额的30%,每年分红的70%给不持股的职工”。这个制度一直执行到1999年。在互联网兴起的2000年前后,慧聪转型成一家电子商务公司,后来发展成仅次于阿里巴巴的第二大B2B公司。

5月,郭凡生的同事、中央党校法学硕士、在国家体改委任过职的冯仑决定到海南去碰碰运气。他一年多前就辞职下海了,此前曾经给南德的牟其中当过一段时间的幕僚,每月领250元的顾问费。今年,他通过关系,用数万元“换”来了一家信托公司500万元的投资,然后扛着“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”的招牌兴冲冲地南下到了海南。


此时的海南,用冯仑的话说,“已经热得一塌糊涂了”。由于受特区开发政策的影响,海南一直颇受投资商的关注,据称从1990年开始,每年都有10万大学青年渡海淘金,到了南巡之后,热浪终于席卷全岛,而首先遭到爆炒的就是房地产。在1991年6月之前,海口的公寓房售价是每平方米1 200元左右,而到1992年6月,售价已上涨到每平方米3 500元。炒卖地皮成为最快的暴富手段,冯仑回忆说,一些从北京南下的人,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块地,仅凭一纸批文就可以获利上千万元,看得让人心惊胆战。很多楼盘一拿到报建批文就登广告,连地基还没有开始打,价格已经驴打滚一样地翻了几倍,海南重现当年倒车时的疯狂景象。据经济观察家阎卡林的统计,海南省这一年共出让2 884公顷的土地,而实际在建和竣工的竟不到20%,大量土地闲置,被用来囤积炒卖。


冯仑在海南碰到了五个志同道合者—王功权、潘石屹、易小迪、王启富和刘军,这伙人合称“万通六兄弟”,后来均成了中国商业界的风云人物。他们都是从政府部门辞职出来的,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,在汹涌迷乱的海南,他们倒卖批文、炒作土地,很快掘到了第一桶金,“那个时候很好玩,很快活,像是大姑娘初婚,很幸福,幸福又糊涂。”冯仑后来说,“几乎是游侠般的生活,江湖日子。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。都是生人,谁也不欠谁,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,海南不相信眼泪,不承认过去,大家都这样,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,没钱了就去蒙,这吃一口,那吃一口,人都没有身份感了。”有意思的是,就是这样的过程中,他们清醒地看到,“海南的好景长不了”。一年后,六人就撤离海南,冯仑和潘石屹再回北京,后者离开万通创办了红石房地产公司,他从开发SOHO现代城开始,成为中国地产业的标志人物。


财经作家、《中国企业家》主编牛文文评论“92派”说,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,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,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、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,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门待过,有深厚的政府关系,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,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,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。这些从体制里出来的人,对“中国”、“国际”等字头仍有相当的好感,这或许能契合他们未了的一种情怀。在他们看来,带中国字头的企业是“局级单位”,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营,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国第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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